“中庸之道”是中國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一種道德實踐原則和處世待人的方法。最早提出“中庸”概念的是孔子。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兩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選擇正確的道路。它體現的是端莊沉穩、守善持中的博大氣魄，寬廣胸襟，和“一以貫之”的堅定信念，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現實主義的偉大思想。然而兩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新興人類們更多的賦予了這個詞語以貶義。“中庸之道害我們國人不淺。”，“世風日下，中庸橫行。”諸如此句不絕于耳。中庸之道成了老好好、無原則、無主見和隨波逐流的代名詞，實在是我們的先人所沒有想到的。這恐怕與我們這些年來，忙于學習和引進西方的大師圣經，而對先人的大智慧缺乏了解甚至幾乎忘卻有關。
1．中庸之道的基本內涵
中庸之道，是手持兩端，不偏不倚。不偏的前提是把握兩端，既不激進也不保守，多一分則長少一分則短，不多不少正好恰好。孔子的中庸思想，有其嚴密的內在邏輯：“尚中”是中庸的邏輯起點，“時中”是中庸的內在本質，“中正”是中庸的規范準則，“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標。“尚中”的基本內涵是“無過無不及”，“時中”的基本內涵是“無可無不可”，“中正”的基本內涵是“禮義”，“中和”的基本內涵是天人和諧之美。
2．尚中——不偏不倚的平常心
宋代著名理學家朱熹又給《四書?中庸》加注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平常也。”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就是既不要走極端，不要過頭，也不要欠缺，不要不及。庸，就是保持一顆平常心。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個度，這個度就是“中”，就是貧窮也不要心浮氣躁，富貴也不能為富不仁；就是做下屬不要低三下四，為上級不要專橫跋扈；就是成功時不要得意忘形，失敗時不要心灰意冷。聯系我們目前浮躁的現實社會，難道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中”嗎？
3．時中——審時度勢，與時偕行
“與時偕行”，“動靜不失其時”，就是“時中”。“時中”要求人們要關注時間的變化所帶來的各種變化，對變化有清醒的觀察、了解和認識，并據此設計自己的應對策略，此所謂“變通者，趣時者也”。能趨時變通，即是“識時務”，而“識時務者為俊杰。”
“時中”的理念要求我們在時刻注視和觀察客觀世界變化的同時，以變應變，以變制變，隨需應變，變中求生，變中求勝。而不能采取“鴕鳥政策”，對外界的變化不問不問，結果只能是自取滅亡。
4．中正——恪守規范，正心正身
孔子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就是說，過分恭敬，而不約之以禮，就未免勞倦；過分謹慎，而不約之以禮，就難免流于膽怯懦弱；過分敢作敢為，而不約之以禮，就難免盲動闖禍；過分直率，而不約之以禮，就難免尖酸刻薄。恭敬、謹慎、勇敢、直率，本來都屬于人的好品德，但孔子認為，如果發揮不當，或不用禮來約束，其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很明顯，在這里，“禮”是成就人之恭、慎、勇、直四德而使之適中的規范原則。也就是我們現在的職業道德規范和職場游戲規則。
同時，孔子很強調“正”，如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正”，就是名正言順，以身作則，不越位，不缺位，不錯位。
5．中和——求同存異，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求同存異，恰到好處。孔子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這是孔子評論鄭國著名政治家子產的“臨終遺言”時所說的一段話。據《左傳》記載，子產臨死前，曾告訴他的接班人子大叔說，為政的關鍵，在于針對不同的對象，或寬或猛，寬猛適中。孔子稱這種寬猛相濟所達到的適中狀態為“和”。
6．控制情緒，和諧共贏——小不忍則亂大謀
“喜怒哀樂之末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人們的喜怒哀樂沒有表現出來，這叫做“中”，表露出來但符合常理，這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理。到達了“中和”，天地便在自己的位置上運動了，而萬物都開始生長發育了。
為人處世的過程中，作為履行職業責任的職業人，在一些特殊場合和一些特殊的人與事上，必須做到隱忍不發，含而不露，喜形不能于色，慍怒不能于外。否則，小不忍則亂大謀，不僅可能會禍及公司的重大利益，也可能會危及自己的職業生涯和錦繡前程。
曾國藩的“忍”功世人皆知。“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工夫也”，這是他的心得。在收斂低調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與周旋中攀升，“讓一讓，六尺巷”，退一步海闊天空，大丈夫能忍難忍之事，這就是曾國藩。他的一生有起有落、有榮有辱，由于他總能啟動自身的平抑機能，在高潮時削去波峰，在低潮時填平谷底，所以，在勾心斗角的險惡官場環境中，他雖然沒有耀眼的精彩，卻留下了人生的絢爛。
7．學、問、思、辨、行——職業成功的五步驟
《中庸》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提出了學、問、思、辨、行五字，而且分別提出學必博、問必審、思必慎、辨必明、行必篤的要求。審、慎、篤是個態度問題，只要認真、刻苦，也就不難做到。但博學和明辨不光是態度，主要是個下功夫的問題了，所以《中庸》說：“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就是說，別人下一個功夫，你下上百個功夫，別人下十個功夫，你下上千個功夫，盡管人的資質，體力是不一樣的，有強有弱，但有了這種“己百己千”的精神，也就功到自然成了。
8．擇善固執，金石為開——“誠”的修煉過程
《中庸》說：“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于是，“擇善固執”一詞成為儒家的處世原則。但是，有些人誤會了“固執”的意思，以為那是頑固而不知變通；同時又以為“擇善”是選擇自己所認定的善，由此形成封閉而自大的心態。事實上，“擇善”需要靈活的智能，“固執”有賴過人的勇氣。智能加上勇氣，同時還以“仁義”為其核心，然后才有可能走向至善的境界。
作為職業領導者要講究“擇善固執”和“從善如流”的領導藝術。所謂“擇善固執”，就是堅持正確原則和價值觀不放棄，它是圣人修養的最高境界，也是真知睿智的勇氣。所謂“從善如流”，就是指待人虛懷若谷，善于聽取各方意見，并及時消化。領導若無“擇善固執”，決策必將動搖不定，前瞻后顧；領導若無“從善如流”，處事必將執迷不悟，剛愎自用。
晚清權臣李鴻章的誤國就是因為他在“擇善固執”上出現了心誤，陷入了思維誤區而沒有警醒。他錯就錯在“擇善固執”選錯了對象，錯在一味強調對洋人講誠信，卻不力求洋人對他講誠信，這是他最大的心誤！所以，李鴻章在主持晚清外交的20多年中，凡事以妥協為宗旨。例如，在處理1875年至1876年的“馬嘉理事件”中，李鴻章明知英國理虧，卻為了“了事”而簽訂了《煙臺條約》。在處理1885年的中法沖突時，李鴻章又不顧中國軍隊在越南大敗法軍的事實，簽訂了《中法新約》。而在1895年簽訂的《馬關條約》，更是丟掉了臺灣！
對于朝野批評，李鴻章不以為然，不能“從善如流”，結果由“擇善固執”而變成了一意孤行！如果能聽取各方面意見，以從善如流確保擇善固執，他就有可能像林則徐、左宗棠那樣，成為一名真正的愛國者。
中庸之道是一種精深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境界。國學大師林語堂說：“我像所有中國人一樣，相信中庸之道。”并且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生活的藝術》中，林語堂還把“中庸生活”作為一種“生活的最高典型”而大加稱贊。他說：“這種學說，就是指一種介于兩個極端之間的那一種有條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學說，這種中庸精神，在動作和靜止之間找到了一種完全的均衡。”
出處：中國管理傳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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