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希望持續發展的企業來說，中國式領導的許多思維反而先見其害.
中國式領導是近年企業界和學術界的一個熱門關鍵詞由其引發的爭論此起彼伏，但面對有一套完整管理工具及成熟制度的現代管理學，講究人情心性的中國式領導最終還是處于下風。
對于何謂領導，哈佛商學院教授約翰·科特的觀點最具代表性。他認為，領導就是通過一些不易察覺的方法，鼓動一群人朝某個目標努力的過程，或者實施上述鼓動過程的那個人。
至于何謂“中國式領導”，國內還沒有權威的界定。我認為，中國式領導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中國式領導是指通過中國傳統的文化、思維和行為方式去感召所屬群體及關聯人群實現某個目標的過程，或者實施這個感召過程的人。廣義的中國式領導，則是創新型中國式領導，指通過中國傳統和現代、中西方結合的優秀文化、先進思維和球通行行為規則去感召所屬群體及關聯人群實現某個目標的過程，或者實施這個感召過程的人。它是國企業適應國際化發展需要的產物，其核心是“中國理念、西方標準”，是一種適應中國企業在國內運作和國際化發展需要的領導管理模式。
創新型中國式領導，正是我們倡導和追求的方向和目標。
中國式領導的5大問題
狹義中國式領導，對當前處于草創、成長階段的企業來說起著重要的維持作用，但其中很多思維，對希望發展成成熟的企業，反而先見其害。
● 中國式領導的特點，在于隨意性太大，缺乏理性分析支持思維，這樣使得企業的整個管理基礎大為縮窄。
許多中國企業的運作，根據其領導者的飲食、生活、行為習慣而不斷修訂，非常浪漫，其成敗得失取決于企業一把手，或者管理層的相對平衡協調能力。這就是為什么現在規模較大、較為成功的企業領導者，都有極深的政治思維烙印。他們也常常被看作是有政治家素的商人。
這雖然可作是褒揚之語，但是企業家思維政治化，既影響領導人的專業水準形成和鞏固，也導致企業命運落在個人很可能情緒化的判斷和決策之中，極為危險。
● 中國式的領導，長期處于蕪雜矛盾的商業倫理之中，這種矛盾的倫理觀，同樣被應用到現代企業管理之中。
說中國式領導與西方式領導完全相背并不準確，因為中國式的管理信條中包含了現代所的管原則。但這種容易造成人格分裂的管理哲學，對于管理者提出了極高的要求。他等于時刻要準備，用自己的左手去捏住右手，下一步又變成用右手鉗制左手。這種二元論的思路，最直觀的就是對人力資源的使用，用人不疑與用人要疑，會發生在同樣一對領導和下屬之間，就像隨著季節的變化而更替。而不同的個案之間，又很難抽象提煉出一個疑到不疑或者不疑到疑的分野標準。
● 中國式領導更多著眼于結果的完美和諧，但是實施環節缺乏標準，易導致企業在商場競爭的相當多基礎精神方面為“中國式領導”所損害。
中國式領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乃“中庸思想”。往好處考量，中庸的領導思維，可以歸納為管理上追求的“合理化”。無論人、事、地、物、時及其他，都要求其“適當”、“合宜”，也就是恰到好處恰如其分。
成功領導者的中庸之道，其標準乃是希望營造一個氛圍：沒有過與不及，沒有或偏或頗，沒有過猛過寬，或過剛過柔，沒有或左或右，而是隨時皆宜，隨地皆宜，隨人皆宜。這儼然是管理界追求的最高境界。曾經有人認為西方管理是“法、理、情”，東方管理是“情、理、法”，總是按次序來強調“法”或強調“情”，有失偏頗。
其實“理”居其中，應是所重在理，即合理化；法為基礎，即制度化，制度化是管理的基礎，組織典章制度是組織成員共同遵守的“法”；情為本，即人性化，用合理化的制度和合理化的人情達成合理化的管理。
在種種美好的描繪和闡述之中，我們只能發現無奈的現：大多數情況下，這種語境產生的結果是滑稽的——中國式領導是最講原則的，也是最沒原則的；最講信用的，也最沒信用的；最講禮義的，有時候也是最不按照牌理出牌的。中國傳統的中庸之道，在現實中往往就是“和稀泥”。
● “平衡”是中國式領導中又一重要的理論基礎，但在這樣的企業文化和戰略思維之下，公平競爭及狹相逢決勝的勇氣，也因為顯得較為青澀而變得不合時宜。
在中國式領導中，強調的是相機而變，而且更多時候，個人需要應集體和組織來做出調整。雖然看上去符合管理原則，但實際上，職員個人的努力和創造，往往因為集體負責的精神而被攤消和消耗。于是，明哲保身、推諉責任的平庸主義，漸漸成為大多數員工應對神鬼難測的上司時的博弈對策。中國式領導強調的“修身”和“中庸”，直接制約了獨立思考的空間，而授權不清導致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尷尬，只怕是怎么強調企業成員的德行和懿范不能解決的。
● 中國式領導模式下，不僅僅是職員和下屬戰戰兢兢，時刻揣摹和配合上司意圖，作為領導者，欲實施中國式領導的成本依然居高不下。
中國式領導的成功者，必然精于“術”，善于協調各方關系和整合資源。然而，這只是最后的表現形式。要做好一個中國式領導者，更強調的是個人心性修為，對領導者內在要求更高。
中國式領導面臨挑戰
在美國企業，干不好可能會被替換，在日本，經營不善的企業老總甚至會選擇極端的方式“謝罪”。但對自身內在提升要求很高的道德壓力并沒有對大多數中國企業家造成太大壓力。他們選擇的是中國式領導的馭下和對外之道，很多時候，放棄了對自己德行和品質的不斷深究。
正所謂通向天堂的道路都是窄門，中國式領導也大可以作如是觀。
在價值觀層面，在目標導向和個別情景案例中，中國式領導的魅力和作用是不容忽視的。然而，在全球化帶來商業生態急劇變化的今天，500強企業呼風喚雨，強者越強的弱肉強食的競環境下，中國企業已經很難倚仗偽中國式領導作為長治久安的應對工具。
我們不排除三五個具有這種傳統基因的領導者，可以得心應手地施展中國式領導藝術，把企業帶到一定的高度。但我們深信，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大中企業，依然無法靠偽中國式領導自保與壯大，它們注定要經歷一段西方現代管理的洗禮，從而汰弱留強，逐步提升，最終成為現代商業游戲規則下能存活和健壯的一群。
出處：《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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